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1978年8月12日，双方在北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双方在东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8月5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出席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研讨会时表示，条约以法律形式将和平与友好确定为中日共同的目标和义务。45年来，中日关系历经风雨，取得发展，归功于双方总体坚持了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方向。45年后，中日关系面临的内外形势更加复杂，但缔约时确立的一系列核心原则仍是处理两国关系应当恪守的遵循，对解决当前世界的危机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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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两国立法机构通过，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法律位阶最高的一个，其中确认的关键问题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日本追随美国围堵中国，使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并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不但有损自身经济利益，也将对中日关系造成进一步冲击。
四个政治文件中法律位阶最高
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1年来，双方已签署四个政治文件，分别是1972年恢复邦交时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由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当年8月16日批准该条约。两个月后的10月16日、18日，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该条约，10月20日由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正式批准。
“在四个政治文件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法律位阶是最高的。它由两国立法机构分别通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个明确的条约。”蔡亮对本报记者表示，条约在多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确认中日将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其次，在台湾问题上，重申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确认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并严格遵守其中各项原则，这一点十分明确。
日本必须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近几年，日本正成为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对中国进行围堵的积极追随者。北约甚至计划2024年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届时将成为北约设在亚洲的首个办事机构。8月1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与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华盛顿近郊的戴维营举行美日韩首脑会谈，这是三国首脑首次在国际会议以外的场合举行三边会谈。
蔡亮分析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过去以双边联盟为主，由多个双边联盟组成。为了推行印太“北约化”，美国正把原来的美日、美韩等双边联盟逐渐变为多边联盟。未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也可能将日本纳入。由于日韩是中国的邻国，美国大力发展美日韩同盟，用意不言自明。
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已于8月7日窜访台湾。蔡亮指出，在美国打“台湾牌”遏制中国的同时，近年来日本也在不断突破过去的禁区，不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日本利用自身政治制度特殊性再次给中国制造麻烦，是对中日关系的严重冲击。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的基本信义，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仍然难有起色。
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预计将于8月底访问中国。共同社报道称，山口那津男此行旨在促进改善因“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和“钓鱼岛问题”等而恶化的日中关系。公明党被视为日本政坛的友华力量，山口那津男本人也一直积极推进中日友好。蔡亮表示，山口的即将来访可以算是当前中日关系中一个略微积极的信号。
经济泛政治化不利日自身发展
中日经贸关系相互依存。日本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对象国和进口来源国。截至今年5月，日本累积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5805家，实际使用金额1300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中排名第二。
前不久，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时隔4年实现了1954年成立以来的第46次访华。86岁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表示：“面对困难的局面，我们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前提下，使双方关系得到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虽然面前存在着诸多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合作是解决困难的最好办法。”
中日经贸合作也的确正面临困难。7月23日，日本针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正式生效，限制出口包括氟化氢、蚀刻液等多种关键性材料在内的23种半导体材料和设备。日本向中国大陆出口这些设备，需要经济产业大臣的单独许可。
“这是日本积极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在经济层面的重要表现，将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中日希望通过签署自贸协定的方式实现制度框架内竞争的经贸关系格局已经改变，经济行为在安全名义下变得泛政治化。”蔡亮指出，由于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的做法不仅破坏中日经贸合作大局，也有损自身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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